大半生有周总理陪伴

这张周总理坐在沙发上的彩色照片，中国人都认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是意大利摄影师照的。

这位摄影师叫劳迪，在意大利很有名，是摄影界的大师，今年78岁了。几年前，我们《世界中国》杂志社的意大利记者卢卡通过邮件采访过他。杂志出版后，他给我们来信对杂志大加恭维，还寄给我一本85年出的摄影集《中国中国》，都是他在中国拍的照片，封面就是总理那张照片。他说很希望能够再去中国拍摄，去出影集，去做展览。我带着他的影集在北京和一个出版社谈了谈，影集给留下了。结果，石沉大海。我也因为工作特别忙，没再过问这家出版社。

这次因为我想把他写进我的书《通向罗马之路》，所以特别坐火车从罗马来到他家。

他所居住的小城离米兰有70多公里，很美很安静，北方刚下过大雪，大地被白雪覆盖着。劳迪在火车站接我，远远就见到他的白发。我见到他第一句话是：“您有总统一样的头发。”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刚当选，我对新总统的银色白发印象最深。他似乎不喜欢我这样说，没有理睬我。

我问他为什么不住米兰了。他说厌倦了大都市，厌倦了出差旅行，老年只想安静地住在小城。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理由。第二次婚姻把他带到这里，也许也是因为他想选择离开第一个家一段距离。 劳迪的房子很大，一个大房间成了他的库房，是他一辈子的成果，好似图书馆一样，分类排列着他的图片、胶卷和CD盘。中国的照片有十五个纸箱，按城市分着。

太阳开始落山了，我到得有点晚了。夕阳把劳迪的工作室撒上金辉。我看着这位意大利著名摄影师，想象着他年轻时去中国的样子。他最有名的照片是周总理，还拍了很多政治名人和艺术家，比如甘地、阿拉法特、邓小平等，很多著名导演、时尚大师和明星都被他摄入镜头。 两年前在北京，我和一个意大利摄影师谈到劳迪，他说：“他不久前死了。”

“不可能，我离开意大利前还给他打了电话。”

“真的死了。我是看着他照片长大的，能错吗？”

他说得跟真的似的。不过我一直不信，就像总觉得亲人永远不会死一样，对自己的感觉特别自信。不过，我一直也没敢打电话，一直想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直到有一天我在淮安，周总理的故乡，我对淮安日报的人说我认识劳迪。回到意大利以后，淮安摄影展览馆委托我与劳迪联系，我这才敢拨他的电话号码。

劳迪活着。还在玩命地整理他的图片，一生的劳动成果，有他忙的。

话说到1973年，他第一次到中国。他是为意大利《时代》周刊去的，任务是拍出16页中国画面。那时候，意大利与中国刚刚建立外交关系三年，中国在西方人的眼里还应该是一个很遥远很孤独的大陆。

劳迪到达北京后，先得到当时的驻华大使接见。与大使聊了一阵，大使说：“对不起，我马上要出发了，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驻华使节。”劳迪一听，对大使说：“我能和您一起去吗？这个唯一的机会别让我失去！”

劳迪说到这里，显得非常兴奋。“我就这样跟着大使去了人民大会堂，大概有40多个国家的使节在排队。站在我前面的正好是法国大使，他告诉我周总理在20年代留学法国。这个信息让我很振奋，正巧我会说法语。”

我说：“可是，那时进人民大会堂是不准带相机的啊！除非你有许可。”

“是的，我只偷偷地带了一个小相机。在等待周总理到来的时候，我一直观察场景、光线。我看到总理时，迎上去用法语说：“我是意大利摄影师，能荣幸地为您拍一张照片吗？”也许因为我会说法语，总理同意了。坐在沙发上，目光伸向远方。就那一刻，被我的镜头抓住。这时候，有人来叫总理，他起身离去。

在所有的采访中我都没有提到的是，我看到有人看着我议论。我预感因为没有许可，可能会有麻烦了。我急忙把胶卷导出来，换上一个新的。一会真的有个人过来和我说话，指着我的相机，应该是向我要胶卷。我就当着他的面把新胶卷曝光了。

我拍摄的周总理的照片，从中国回来后发表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几个月后，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打来电话，索要三张照片。说一张使馆保存，一张给中国政府，另一张给周总理本人。两年多以后，周总理逝世了，我的照片被全中国复制，邮票，纪念册，图片等加起来应该印数有上亿了，比切瓦格的还多。周总理逝世时，我的照片被人们举着，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出现在送行周总理的十里长街。”

在晚霞中，劳迪回忆着，一个个镜头从他眼前走过。透过他的眼镜，看到他的感伤。

他工作室的墙上有一副总理的油画，是他的画家朋友对他的照片的复制。还有中国画家画的总理逝世时天安门广场上纪念的人海和花圈。

我知道他拍摄过许多世界名人，但在他的家里，我只看到总理的影子。于是，我问他原因。 “那是怎样的人物啊！他不仅是政治家，他身上那种高贵的气质，那种善良的品德，让你站在他身边会彻底被折服。至今，我还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想念他。我知道他在中国非常艰难的时候，为这个国家做了多少工作......”

后来，因为四人帮不喜欢劳迪为周总理拍了这样一张名作，通知他不能再回到中国。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大使馆通知他可以再去中国。1979年，劳迪在北京机场拍摄邓小平去美国访问出发之前，遇到邓颖超。邓颖超对劳迪一再致谢，说那张照片是他丈夫最喜爱的。 劳迪给我看他的库房，十五个纸箱排在一起。1979年他去了戈壁滩，80年去了广东，天津、西安。同年又随意大利总统贝尔帝尼去了上海和北京。贝尔帝尼总统特别赞扬他为周总理拍出那样著名的照片。1986年，为意大利导演贝尔鲁奇在故宫拍摄《末代皇帝》，劳迪也在现场拍了一些列照片。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02年，应中国摄影家协会邀请，拍摄丝绸之路，去了敦煌、吐鲁番和宁夏。 大概我的到访引起他对中国的回忆与思念。他说，要想能拍好中国，需要一生呆在中国。中国每处景色都会给他激情，无论是上海的老房子还是敦煌莫高窟。

“可惜我因为心脏病不能再乘飞机飞到中国了，不然，我也很想拍拍现代的中国，虽然我觉得摩天大楼很恐怖，但去发现今日的中国应该非常有意义，包括新富也是个新题材。”“土豪的样子的确很有得拍。”我心里想。

劳迪为周总理留下永恒的瞬间，从70年代起为中国记录了很多难忘的画面。很多从关怀人性的角度拍出的图片是当时中国摄影师还没觉醒的题材。我看到一张卖冰棍的老人的图片特别感动，很久远的年代被劳迪给拉到眼前。

我们聊了很多，看了很多他的图片。看到老人一生的创作，为世界为中国都留下美好的记忆。 我让他开始整理在中国拍的图片，他说手里还有些活，说过一个月可以开始。周总理故乡淮安本来等着这位老人的到访，但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次长途旅行到中国了。但是，他非常高兴图片能够在中国展览。 我们一共聊了三个个小时，不仅聊中国，也聊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他说话的时候，有时看着我，有时注目窗外。他的目光看了几乎一个世纪的繁荣与沧桑，里面的故事很多很多。他批评今日年轻的摄影师只是按快门，对要拍摄的题材事前不做准备。“每张图片能给人的激情绝不单是摄影师的技术，背后有他大量的准备和对生活的理解。其实，艺术种类不同，但创作的路径是相同的。” 聊到天黑，晚上在米兰还有约会，不得不告别老人。劳迪开车把我送到火车站。非要送我上站台，等着火车到来。意大利二月的北方还是挺冷的，劳迪在站台上开始讲述和孙子们一起开心的事。

火车来了，我们握手告别。我说：“等你整理好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我再回来看你。”

“给我一点时间做完手下的活就开始中国的旅行。”他的眼睛在站台的灯光下闪着光芒。

火车开了，他挥着手。也许我这个中国人的到访勾起他对中国的回忆。那晚，中国回到他的脑海，他一定又看到周总理的微笑，一定又看到周总理具有远见卓识的深邃目光。我在心里默默地感激他为我们的总理记录了那难忘的瞬间，为我的祖国留下那些美好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