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美国人甘博骑着驴在去山海关角山的路上。
朝阳门南小街曾有赶驴桥胡同
提起毛驴的身世，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在我国，最早饲养毛驴的，是西北边疆一带的少数民族。到西汉朝初期，才有少数毛驴进入内地，到达中原，成为上层人物的手中珍宝。西汉初的陆贾在《新语》中，就将毛驴与琥珀、珊瑚、翠玉、珠玉并列为宝，可见其名贵的程度。汉武帝之时，它被视为“奇畜”，放养在皇帝的花园–上林苑。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对此有过如实的记述。
魏晋时代，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趣闻：有人听见驴的叫声，就像听到了天籁一般的仙乐，如痴如醉。“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有这样的癖好，每次听到驴叫，都高兴得不亦乐乎。建安21年（216年），王粲不幸病死，时年41岁。魏王太子曹丕是王粲的好友，为了哀悼王粲，身为魏王太子的曹丕，在亡友墓前献上对王桀最好的思念：率众一起伸长脖子学驴叫。
东汉灵帝刘宏有一大爱好，喜欢毛驴，尤其喜爱纯白的“一身雪”的白毛驴，高兴时就坐上由四匹特选出来的一身纯白毛的毛驴拉的驴辇兜风。有时候还亲自驾着驴车驰骋在宫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一身白雪”的毛驴比马还珍贵。
后来，毛驴渐渐增多，便走出皇宫深院，来到民间农舍，驴的社会地位，随之一落千丈。但没想到的是，因为驴的“皮实耐用”，它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直使用了数千年，而且还和一些文人衍生出诸多故事来。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终身不仕，他最为经典的形象就是骑驴踏雪寻梅， 张岱的《夜航船》里记载，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
北宋宰相王安石晚年在南京闲居，每次外出既不骑马，也不乘轿，专一骑毛驴，要的就是那种闲云野鹤的潇洒劲，而且对驴不赶不喝更不鞭打，让驴随便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南宋诗人陆游也是骑驴客，他从抗金前线被迫返回成都，骑的就是驴，途中写下诗句“细雨骑驴入剑门”。在文人的演绎下，骑驴成为“归隐”的代名词，许多文人书画，都以骑驴为意象抒发自己的情怀。
在北京城，曾有一座石桥叫做赶驴桥。这座石桥在朝阳门南小街附近，位于方巾巷至顶银胡同拐弯处，始建于明代。因当时东边是明清贡院，每逢考期有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进京赶考，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学子在京城备考。这些学子们出远门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驴，因此在顶银胡同石桥旁有养驴户，北京话叫他们为“赶驴的”，故这座石桥得名“赶驴桥”，明代就有此地名记载。后有胡同叫赶驴桥胡同，1965年全市整顿地名时此称谓消失，并入顶银胡同。如今顶银胡同向北与东总布胡同相交的那段支巷，长约60米，北高南低，就是当年的赶驴桥胡同。
梁实秋骑驴上学 石评梅骑驴逛颐和园
清朝末年，虽然出现了汽车、人力车等交通工具，但毛驴因其价格低廉、使用方便、易于豢养等优势普遍地为各阶层所使用。梁实秋很小的时候就有骑驴的经验，他在《北平的街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从前皇城未拆，从东城到西城需要绕过后门，现在打通了一条大路，经北海团城而金鳌玉，雕栏玉砌，风景如画。是北平城里最漂亮的道路……我小时读书清华园，每星期往返这条道上，前后八年，有时骑驴，有时乘车，这条路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上世纪20年代的颐和园，也可以骑马骑驴进入。雇一头矮小的小毛驴，慢悠悠地在园内溜达，是常见的消遣方式。石评梅（1902–1928年，中国近现代女作家、革命活动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散文集就记载了她与几个朋友相约，去颐和园骑驴的故事。当时，他们派一个叫揆的同伴负责打前站：雇驴。黄昏时分，石评梅她们来到万寿山时，揆已经雇好驴在那里等着。其中一个同伴梅隐许久不骑驴了，很迅速的跨上鞍去，一扬鞭，驴子的四蹄飞跑起来，几乎把她掀翻下来。石评梅选的那头驴子的腿脚有点伤不能跑，连走快都不能，只是慢慢地走。不一会，梅隐和揆并骑赛跑，而石评梅的驴腿脚不好，只能在后边慢慢，一拐一拐的走着……
当石评梅终于追上梅隐和揆他们时，他们早已坐在草地上休息。天快要黑时，驴夫将驴鞍理好，翻身上驴，这回，梅隐没有扬鞭策驴，而是一起骑着驴慢条斯理走着。大概晚上七点多钟，他们将驴停在卧佛寺门前，离开已浸染在红霞中的颐和园。
清末，在北京城护城河边骑驴的意大利小孩和中国小孩。
朱自清骑驴到潭柘寺
民国时期，骑驴到京西郊区游玩，是知识分子的休闲方式之一。那时，出西直门，从万牲园（一称“三贝子花园”，今日的动物园），迤逦西行，直到西山八大处。尽管交通不便，只步行、骑驴两途，每逢周末，去的人已就不少。由于毛驴的普遍存在，毛驴与马杂交而成的骡子也是当时常见的工具。
上世纪30年代，朱自清来到清华大学教书，他常骑驴到郊外去玩。他在《潭柘寺戒坛寺》记载了他骑驴到潭柘寺的有趣经历。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朱自清逛过潭柘没有，朱自清说没有。赶驴的就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坐轿骑驴都成。”朱自清早就听说了潭柘寺的名声，再加上驴夫的推荐，他就更加想去了。回去之后，朱自清就打听了一番，“有的说住潭柘好，有的说住戒坛好。有的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筋疲力尽，再没兴致玩儿；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搁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
后来朱自清决定去潭柘寺，在那里住一晚，把潭柘寺和戒坛寺都玩遍。朱自清来到门头沟后，打算雇一头驴，起初还担心雇不上驴，结果发现驴多的是，于是，他为了省钱，也为了逞能，选择了走路。“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地雇下，骑上去。”那一天风特别大，平常他骑驴就不稳，此时风一大更是祸不单行。风势太猛，使得驴夫要不时地用力将驴拉上路，有一次几乎让风将驴吹倒了。
尽管有些狼狈，但此情此景，在朱自清眼里，却生出几分趣味来，他用幽默的文字当时手忙脚乱的场景，“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极是雅事；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要掏手巾擦干。当其时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 ”
经过一番曲折，他们终于来到了东边山峰，这时风是没有了，可是驴也不能骑了，因为路上的“坎”特别多。朱自清便和驴夫一直从山峰走到潭柘寺后门，这段山路小驴毫无用处，驴夫打趣地说：“咳，这不过给您做个伴儿！”
在潭柘寺休息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朱自清和二十多人的游玩队伍一起又雇了牲口，向戒坛而去，这一次，朱自清骑的是一匹骡子，据说稳得多。他便高高兴兴骑上去。一路上翻山越岭，这些路不仅窄，而且曲曲折折，许多地方容得一匹牲口过去。此种情景，同样令朱自清不无感慨：“想起古来用兵，从间道袭敌人，许也是这种光景罢。”
欣赏完了戒坛寺，朱自清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回去的仍是骑骡子，虽然不像去的时候那样艰辛，但这一趟，仍然让他吃不消，“回到长辛店的时候，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
上世纪30年代，林徽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图片来自林徽因文集。
梁思成林徽因骑驴找古建
民国时期，同北京一样，毛驴在其他地方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是一位美国社会经济学家、摄影家，从1908年到1932年期间，他四次旅居中国进行城镇和乡村调查。他先后拍摄了总共5000幅左右的黑白照片，有很多照片记录了包括北京在内各个城市里中国人骑驴出行的情形。而他自己去调查时，正是骑着毛驴。
上世纪30年代，为了收集编写中国建筑史的资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当时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跋山涉水，跑了200多个县，调查研究了2000多座古建筑和早期造像石窟。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交通工具自然就是常见的毛驴。《林徽因文集》里就曾有一张林徽因骑驴的照片，那是1930年，她到西山云碧寺考察时的图片。
1937年6月26日，梁思成、林徽因骑着毛驴来到山西五台山脚下的豆村。当时，正是黄昏时分，这个偏僻村落背面山坡上的一座外形奇特的大殿映入他们的眼帘。巨大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显示其年代之久远，他们开始了测量与考据工作，他们惊喜地发现，大殿的屋顶架构在唐代绘画里才有，而大殿的塑像、梁架、斗拱、藻井甚至壁画、墨迹都传达出晚唐遗风。梁思成不无惊喜地断定，“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这就是五台山的佛光山大殿，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有分量的唐代建筑，梁思成先生形容为“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
对于梁思成、林徽因的艰辛，萧乾曾有生动的描述： “我不懂建筑学，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试想以她那样老早就被医生宣布患有绝症的瘦弱女子，却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陪伴思成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四处奔走，坐骡车，住鸡毛小店，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去寻访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寺古庙。”
